一位侵华日军回忆：活体解剖那三个八路军时，解剖过程令人发指

病房里的消毒水气味，总是让我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恶心。我今年九十六岁了，肺部的衰竭让我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的子孙们守在门外，他们以为我只是一个在战争中受过惊吓、性格孤僻的普通退伍老兵。但他们不知道的事，这双布满老年斑、颤抖不止的手，曾经沾满了怎样令人发指的罪恶。 我叫大桥健二，1943年，我作为一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医，被征召进入了日本陆军。我没有被派往枪林弹雨的前线去救死扶伤，而是被秘密调往了华北某地的一个特殊医疗中队。那里没有红十字的飘扬，只有高耸的电网、阴森的地堡，以及日夜不停运转的焚尸炉。 长官告诉我们，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我们需要进行“特殊医学研究”。他们把送来的人称为“马路大”，也就是“圆木”。在他们眼里，那些人不是人，只是供我们解剖、实验的材料。 八十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惊醒，浑身冷汗。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三双眼睛。 那是在1943年的深秋，那天下午，刺骨的秋风卷着黄叶在院子里打转。我正提着装满福尔马林的铁桶走向地下手术室，听到了一阵沉重的脚镣声。宪兵们推搡着三个穿着破烂灰布军装的中国军人走了进来。他们身上布满了鞭痕和血污，显然在送来之前已经受过严刑拷打，但他们的脊梁依然挺得笔直。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魁梧，左眼角有一道深深的刀疤，眼神平静得让人害怕。走在中间的像是个老兵，皮肤粗糙，虽然步履蹒跚，但一有机会就会用身体护住走在最后面的那个孩子。那个孩子，看起来绝对不超过十八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但紧紧咬着的嘴唇透着一股倔强。 我们的中队长，也是主刀军医松本少佐，站在台阶上冷冷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案板上的肉。他转过头对我们这些年轻军医说，今天进行活体解剖教学，课题是在无麻醉状态下，观察人体器官在极端剧痛中的生理反应和衰竭过程。 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但我不敢有任何反抗。因为在那个环境里，违抗命令的下场只有死。 地下手术室的灯光惨白而刺眼，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排泄物的气味。四个强壮的卫兵将那个最年轻的八路军小战士强行按倒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用粗大的皮带将他的四肢和脖子死死固定住。另外两名八路军被绑在墙边的铁柱上，松本少佐特意让人撑开他们的眼皮，强迫他们观看整个过程。 “先从这个小的开始，看看人的神经系统有多坚韧。”松本少佐戴上白色的橡胶手套，拿起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支那 我作为助手，站在一旁，手里端着止血钳和纱布。 松本少佐没有使用哪怕一毫克的麻醉药，他直接将刀尖抵在了那个小战士的胸骨下方，用力一划。伴随着皮肉被切开的沉闷声响，鲜血瞬间涌了出来。小战士的身体猛地向上弹起，被皮带死死勒住，勒出了深深的血痕。 他的双眼瞬间睁大，眼球凸出，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人类无法想象的剧痛，但他却没有发出求饶的惨叫，只是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压抑的嘶吼。 “止血钳！”松本少佐冷喝一声。我慌乱地递过器械。他冷酷地切开腹腔，将小战士的肠子一段一段地拉出来，测量长度，观察在剧痛下肠道的痉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