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国家兜底的社会改革势在必行？孙玉良：避免社会陷入剧烈动荡

文｜孙玉良 近日跟一位老领导聊天，他的直白感慨令我震惊。 他说：“经济不景气，人民受苦难。企业弄破产，老板会跳楼。政治失败了，官僚钱照拿。明明是公仆，为何有特权？腐败透顶了，凭啥能免死？社会大革命，迟早要敲门！” 这段带着强烈现实痛感的表述，戳中了当下不少人对社会分配失衡、阶层固化的深层忧虑。我认为：推进以国家兜底为核心的深层次社会改革，不是走平均主义的回头路，而是主动化解两极分化风险、从根源上避免社会陷入剧烈动荡的必然选择。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每一次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几乎都指向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少数人坐拥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多数普通民众终日劳作却难以维持体面生活，当“努力却看不到希望”成为普遍感受，社会公平的底线就会被击穿。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把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那就意味着改革失败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长远考量，本质上都是为了从制度层面斩断“少数人暴富、多数人受穷”的恶性循环，避免社会滑向社会动荡的老路。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被彻底消除，城乡收入比值持续收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突破4亿人，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部分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少数人依靠垄断、投机短时间内攫取巨额财富，而大量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速长期跟不上经济增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尚未完全弥合，部分农村老年群体的基础保障水平依然偏低，“养老钱不够买药”的现象仍在不少地方存在；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隐性壁垒，不同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仍存在堵点，体制分割、市场分割、地域分割形成的多维二元结构，正在抬高普通人的发展成本。 我认为：如果任由这些问题持续发酵，就会出现老领导感慨中描述的局面，经济下行的成本全部由普通民众和中小经营者承担，而掌握资源的少数群体却能凭借特权规避风险、保全利益。 当“公仆”的身份异化为享受特殊待遇的通行证，当严重的腐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戒，民众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累积，最终将以不可控的方式爆发。到那时，社会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可能在动荡中消耗殆尽，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被拖入深渊。 我所倡导的国家兜底式社会改革，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也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在坚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基础上，为全体公民划牢生存底线，从根源上缩小两极分化的土壤。这套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把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放在优先位置，用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有尊严的生存保障： 首先是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兜底保障制度，逐步将农村老年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提升至体面生存的水平，补上历史形成的城乡保障差距。 当年亿万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养老保障不是施舍，而是社会应当偿还的历史正义，更是每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其次是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打破多维二元结构的壁垒，畅通社会流动通道，让普通人不管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不管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避免中等收入群体陷入“向下陷落”的焦虑，不断壮大橄榄型社会的中间阶层；同时要强化对特权和腐败的刚性约束，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让公职人员真正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定位，消除“特权”等不合理现象，用透明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被每一个人切实感知。 很多人担心推进这样的兜底改革会拖慢经济发展的脚步，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只有当普通民众的生存底线被牢牢托住，他们才敢消费、敢创新，整个内需市场才能真正被激活，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一个弱势群体心安的社会，才是真正稳定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才能从根源上避免社会动荡的敲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今天主动推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在为发展踩下稳当的“刹车”，用主动的制度调整化解潜在的社会风险，让我们走过的发展之路，最终通向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幸福的远方。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