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从军队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大钦岛，竟都在那里成了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山东长岛大钦岛的码头，五名刚从济南军区卫生学校毕业的女兵提着药箱下船。她们年纪都在十七八岁，短发，军装，行李简单。眼前没有宽阔道路，也没有像样的医院，只有被海风吹得发白的码头和一座简陋的卫生所。 大钦岛面积不大，却远离陆地。那时往返蓬莱主要靠船，天气稍有变化，航线便可能中断。岛上缺药，缺电，也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医护人员。五个姑娘很快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份普通工作。 卫生所只有几张病床，药柜里常用药都不齐全。驻岛官兵、渔民、老人、孩子，谁有病都要找她们。感冒、外伤、发烧、接生，事情一股脑压过来，根本没有“这不是我的专业”一说。 有一次，一名渔民被鱼钩穿过手掌，伤口拖得太久，已经出现感染。没有完善的器械，也没有条件送医，几个人只能烧开水、清理伤口，再一点点处理坏死组织。年轻的手在发抖，动作却没有停。 这样的场面并不少见。海岛上的医疗，靠的是有限的物资，更靠医护人员临场判断。她们把病例记在本子上，摸索出适合岛上环境的处理办法；遇到孕妇临产，便提前准备热水、纱布和剪刀，尽量把风险压到最低。 日子并不轻松。 冬天，海风从门缝钻进屋里，水管结冰是常事；夏天，蚊虫和潮气让人难以安睡。五个人挤在一起生活，谁想家了，旁边总有人知道。她们也曾盼着调离，尤其是刚上岛的头一年，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暂时停留。 真正改变她们的，是岛民的依赖。 一次流行性疾病在岛上蔓延，药品很快告急。她们挨家挨户查看病情，给孩子降温，为老人补水，还把病情较重的人集中照看。那段时间，卫生所的门几乎没有关过。有人退烧后，第一句话便是问：“大夫还在不在？” 这句话很朴素，却让她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外来的客人。 生活稳定下来后，婚姻也悄悄进入她们的人生。岛上的感情没有太多铺垫，更少有热闹场面。一起巡查台风后的房屋，一起搬运药品，一起在停电的夜里守着病人，许多关系就是在这些琐碎事情里慢慢确定的。 张秀菊发烧时，一名驻岛干部冒险把她背到卫生所。药房一时无人值守，他设法取出急需的药品，守到她退烧。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婚礼没有像样的宴席，几样家常菜便算完成了仪式。 张宏的丈夫是岛上民兵。台风来临前，两人常跟着大家检查缆绳、门窗和渔船。一个性子急，一个话不多，争吵自然少不了，可到了关键时候，谁也不会把谁丢下。 韩秀云成家那年，岛上仍然缺水缺电。婚礼借来一盏灯，炊事班做了几道菜，亲友穿着工作服坐在一起。没有鲜花，也没有复杂礼节，却是岛上许多人共同见证的一天。 张德英成家较晚。她清楚，嫁给岛上的人，意味着要接受漫长航程、反复停航和四面环海的生活。后来，一名经常往岛上运送物资的司机向她表明心意。两人没有铺张操办，只请熟悉的战友和乡亲吃了一顿饭。 马桂玲的丈夫在后勤岗位，平日负责补船帆、做饭和搬运物资，并不显眼，却总能在卫生所缺柴缺水时搭把手。她看重的，正是这种不声张的可靠。 五个人的婚姻各有不同，日子却有相似之处：丈夫在岛上工作，孩子在岛上出生，家庭和卫生所彼此交织。她们既是军队医护人员，也是渔民眼中的自家人。 她们留下的影响，不只在救治病人。张德英曾按住户登记接种情况，反复提醒老人和家属按时接种；其他人则把卫生常识教给孩子，告诉他们怎样处理擦伤、发热和简单的外伤。条件有限，办法却越来越多。 后来，岛上逐渐有了更规范的医疗点，年轻医务人员接替她们的工作。五名女兵慢慢退出一线，有的身体不好，有的视力下降，却仍习惯到卫生所坐一会儿，翻翻旧病例，问问新医生最近来了哪些病人。 张宏晚年患有哮喘，冬天一遇海风便发作。有人劝她离岛居住，她没有答应。2003年，她在岛上去世，乡亲和驻岛人员为她料理后事，墓地选在能够望见海面的山岗。 剩下的四个人也渐渐老去。她们的孩子陆续离开海岛，在外地求学、工作、成家。可她们自己仍把大钦岛称作家。那间旧卫生所换过门窗，也换过药柜，墙角留下的几本手写记录，却一直没人舍得丢掉。 特别